党内交通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间，通过严密的党内交通网络实现工作任务的完整闭环。党内交通网由设置在各地的交通站和奔走在各交通站之间的交通员构成。这些秘密交通站是党和人民抗日武装的“眼睛”和“能量补给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党内交通路线与具体任务密切相关，交通员承担的主要任务是输送各级党组织的指示、文件、书报和经费；掩护和接送党内干部和革命同志；获取并传送日伪军活动情报；筹集和运送各种作战物资及生活用品等。奔走在东北地区各条交通线上的广大交通员，根据各自承担的使命任务，以勇敢和智慧，在各级党组织间穿梭往来，将党的各项工作衔接起来，为民族解放事业默默奉献着青春、热血和生命。

党内交通的路径变化

党内交通路径的变化与上、下级党组织驻地的变更有直接关系。1934年10月以前，中共满洲省委一直与党中央（上海中央局）直接联系，上海—大连（营口）—沈阳—哈尔滨是当时必须重点维护的主要交通路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取得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权。这一重大变化给东北党组织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原来哈尔滨至上海之间的交通路线逐渐被放弃，转而开辟通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络站的交通线。为了确保党组织安全、稳定运行，国际交通局在哈尔滨成立后，专设一名中方负责人管理党内交通工作，以绥芬河为中心，在饶河至珲春一线边境设置了7个交通站，建成多条党内交通线路。1934年至1937年间，满洲里、东宁、饶河、密山、珲春等地成为国际交通线的出入境地点是革命形势发展、领导机关变更和优越地理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党内交通的运行方式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斗争形势变得严酷而复杂。战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各级地下党组织在明暗两条线上要分别承受各种不利因素的挑战。鉴于斗争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中共满洲省委在充分认识党内交通重要性的同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加强了党内交通机关的建设和管理，成立了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局。在工作方式上，鉴于日伪完全掌控的邮政系统对信件的检查非常严格，“以邮寄为主、交通员传递为辅”的党内交通模式转为“交通员传递”的单一交通模式。尽管在此期间中共满洲省委曾筹建无线电台，意在建立更先进的信息传递渠道，但受经费、器材等方面条件的制约终未能实现目标。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出了改组东北党组织的决定，东北地区有统一领导的党内交通中断。此后，党内交通工作由陆续成立的南满、北满和吉东省委各自开展。北满抗联部队在伊春巴兰河谷创办的电讯学校为各部队培养了一批电讯人才。无线电通讯成为东北抗联部队后期坚持斗争的重要辅助联络手段。

党内交通的安全措施

党内交通是保障党和人民军队工作成效的基础，其安全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通站的分布和设置，二是交通员的忠诚和机智。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以巧妙的隐蔽形式开展对敌斗争是党和人民军队打击敌人并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以家庭为交通站点从事地下工作是比较常见的隐蔽形式。在这些“家庭”里，既有真正的夫妻，也有出于工作需要党组织安排的假夫妻。为了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默默为党工作。在农村地区的交通站点基本以农户家庭为主，在城市（镇）里的交通站点分布则比较广泛，大多设置在人流密集区域。普遍存在于城市（县镇）之中的商业店铺，为从事秘密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来来往往的生意人增强了隐蔽性。党组织经过准确的分析、判断后，以商业店铺为掩护在东北各地建立了许多秘密交通站。

交通员的忠诚度和工作技能是圆满完成任务的重要前提。为了保证党内交通体系的安全，党组织在革命队伍中选择忠诚于党、意志坚定、头脑灵活、社会阅历丰富的人员作为交通员，经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培训后，才开始执行任务。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工作既残酷又复杂，交通员随时有暴露身份的危险，因此他们一般以某种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他们中既有普普通通的农民，也有手工业者、公务人员、教员等。优秀的交通员在抗战时期经常会变换多种身份从事党内交通工作，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被誉为“抗联之父”的老交通员李升，在从事党内交通工作后，曾以“卖报员”的身份活动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也以农村“小地主”的形象赴汤原游击区送信。

抗战时期党在东北地区布设的红色交通线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条隐蔽战线上，交通员们以多种身份为掩护开展秘密斗争工作，为地方党组织和东北抗联部队传递情报、筹集物资、护送干部，最终迎来抗战的胜利。这些默默无闻的交通员以对党的忠诚和奉献彰显了伟大抗战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

（作者单位：东北烈士纪念馆，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