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洋

近日，龙江剧《赵一曼》在哈尔滨大剧院首演。开幕即呈现了一个极具阐释空间的舞台意象：聚光灯尚未亮起，舞台深处站满身穿灰色布衣的角色。随着赵一曼定格，余光照亮了她身后的幼儿、青年与老人，随即灯光收拢，那些身影便在黑暗中消退。

赵一曼的故事，人们早已熟知。春秋岭被俘、市立医院策反、珠河县小北门外就义，她的英雄事迹已被反复书写。本次龙江剧以戏曲重述历史，既是致敬，也是借由舞台意象提出一次叩问：在那段烽火岁月里，除了英雄的不屈，还有什么力量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那些消退的身影正是这一叩问的舞台化呈现。在传统的英雄叙事中，他们只是背景，是主角光芒之外的模糊存在。而龙江剧所追问的，是这些身影能否获得独立的叙事权重，能否成为故事的参与者？《赵一曼》并非孤例，此前的《萧红》已做过尝试。戏中，作家笔下的人物王阿嫂、小团圆媳妇等一众女性角色，质问萧红为何将她们写得如此悲惨。当被书写者反过来质问书写者，龙江剧赋予了这些角色独立的叙述声音，但严格来说这次质问还只是萧红精神世界的外化，只解决了“普通人能否发声”，却尚未触及“普通人能否行动”的问题。

《赵一曼》则沿着这条路径走得更远，普通人虽站在主角的光辉之外，却可以成为叙事中的结构性存在。吕妈妈是赵尚志的干娘，有两个儿子。一个跟着赵尚志走了，死在了战场上。如今再次见到赵尚志、赵一曼，她又把最后一个儿子交了出来，让他跟着队伍去抗日。理由只有一句：“打鬼子哪有不死人的。”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比谁都清楚死的分量，但她还是交出了最后一个。吕妈妈的小儿子跟着队伍进山时，才十五岁。大雪封山，无饭可吃，他与同样年轻的战士小高一同去捡松子，结果体力不支倒地冻死。他留给赵一曼的那捧松子，还带着体温。可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死，不像战士的牺牲那样可以追认、可以纪念。它太偶然、太“小”了，小到任何试图赋予意义的努力都显得勉强。而这正是该戏引起观众共鸣的方式。

儿子的死是偶然的，但母亲的交出是主动的。从王阿嫂们的质询到吕妈妈主动交出儿子，龙江剧对普通人的书写完成了一次关键性推进。在《萧红》中，王阿嫂们的语言服务于主角精神世界的外化。而《赵一曼》中，吕妈妈与她的小儿子并非为了完成某个戏剧任务而存在，他们的行动源于自身的情感与判断。他们不再是剧情的功能性存在，而是自身行动的主体。《赵一曼》借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揭示出英雄叙事中那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英雄从来不是单凭一己之力走到终点。那些交出了儿子、交出了自己全部退路的普通人，才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根基。

倘若将目光从单部作品拉开，便会发现《赵一曼》对普通人的书写方式并非凭空而来。在《双锁山》《穆桂英》等龙江剧传统戏中，普通人的身影并未缺席，但他们始终是“被剧情需要的角色”，他们往往是服务于英雄形象的烘托，从未获得独立的叙事身份。从面目模糊的背景，到《萧红》中发出质询的声音，再到《赵一曼》中以行动参与叙事，龙江剧对普通人的书写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推进态势。当然，能否构成一条自觉的创作线索，仍有待龙江剧未来的创作实践进一步验证。但《赵一曼》至少在客观上昭示了一种可能：聚光灯之外的角色，同样可以成为舞台意义的生产者。

当演出结束，那些身影在舞台上消失，正如他们在历史的记载中隐没那样。龙江剧《赵一曼》的独特之处，在于让观众看到聚光灯之外的身影。他们的名字可能未被载入史册，但在这部戏的叙事结构中，他们构成了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这恰是对英雄最深沉的告慰。当一部戏为英雄的史诗补齐了属于普通人的那一章，便有了铭记之外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