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到年关，天气就嘎嘎冷，大雪壳子封住了村庄，房顶上烟囱冒出的炊烟，都被冻得惨白细瘦，速度缓慢，连一点生气都没有。

我们这群小嘎伢子，又特别喜欢嘎嘎冷的天气。每年进入腊月的时候，就日日盼着老天快点下雪，快点冷起来，快点来到过年的时刻。

那时候，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大年前后冷得更是出奇。我们生长在寒冷环境里的孩子，在天寒地冻里迎来了年，心中充满着无穷的快乐，并且总是幼稚地认为，年是寒冷冻出来的，年是大西北风刮过来的。

特别是“50后”的那茬人，天生就皮实抗冻，身体适应寒冷的能力非常强大。我们不惧怕寒冷，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心里有个热烈的盼头，过年能放小洋鞭，能穿新衣服，能有好吃的。盼年，成为我们抵御寒冷的勇气。

在幼小的心灵里，“年”与“冷”的天平比重，则更倾向于前者。“年”比“冷”重要，也增强了我们克服寒冷的信心。只要有“年”过，冷点又算什么？宁可让寒冷期再抻长点，能够早点过上年，多过几天年，即使冻掉下巴也值得。

每当年味从老木门缝冒出来的时候，便是老天爷对我们意志进行考验的关键节点。那些年的春节，是揣在凛冽寒风里的贵重礼物，但它又总是慢条斯理地向着我们走来。我们盼得越急，它的步伐就越慢，好像成心跟我们作对一样，想要多冻我们一会儿似的。

在那些寒冷的记忆里，时光一旦迈进腊月的大门槛，寒风就变着花样似的增添了不少劲道，又像小刀片一样锋利地刮着鼻子刮着脸，呼啦啦地刮过庄稼茬子，刮过大雪压低的土坯平房，把门缝里挤出的浓郁年味，一寸寸地冻得锃明透亮。

记得那是一个大冷天，我拉着小车，到井沿拉冰块，准备在窗台下冻猪肉。当时，我穿着小棉袄，还没有穿衬衣，也没有衬衣，冷风从袖口、扣缝嗖嗖地往里灌，但我并不感觉怎么冷，感觉心里装着一个“暖火盆”，家里正在杀着年猪，香喷喷的魅力，早就把寒冷驱得无影无踪了。那用铁锅炖着的杀猪菜咕嘟冒泡，香味混着雪花飘出老远，连当院儿、村道上都是肉香裹着冷意的味儿。

如果说，杀年猪是战胜寒冷的第一战役，那么到年关还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呢。在大雪纷飞的腊月，我们跟着大人到街里赶年集。脚踩在雪壳子上咯吱咯吱地响，呼出的白气转瞬就成了白霜，大人买回冻鱼、冻梨、对联等年货，我自己买回小洋鞭、小糖球，给姐姐买回《杨门女将》的年画，还特意跑到新华书店买本小人书《董存瑞》，把天地间的冷意烘得暖融融的。

每当“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日子，母亲便在外屋地大铁锅上一锅一锅地蒸黏豆包，并一帘一帘地摆好放到仓子里冻上。母亲说，豆包冻透了，年才香。那刚出锅的黏豆包，冒着腾腾的热气，被裹进寒冷的空气里。那一个个黄澄澄的小豆包，又似寒冬里最温暖的弹弓球子，打透了寒冷的十环把心。

年，是裹在棉袄里的暖。有一次，我在仓子里偷啃冻梨，被母亲逮个正着。那时候，赶年集虽然买冻梨，但因生活过得紧巴，也就只能买几斤，还要留着除夕吃。没等到过年，我就等不及了，偷偷地溜到仓子里，拿出一个冻梨蛋子，一啃一道白印，碎碴冰凉瓦甜。其实，母亲早就注意到了，进仓子并没责怪我，只是轻轻地拍下我的脑袋说：“小馋虫，先过年了。”弄得我不好意思，一再央求她别跟爹说。

年，是童年里最撒欢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和东院的二孩儿、西院的小过子、前院的三牤子，手里拿着一挂“十响一咕咚”鞭炮，跑到房后的雪地上，用小香头燃着小洋鞭的捻，“噼里啪啦”地一阵脆响，惊飞了树梢上的一群小家雀儿，至今我还记得那群小家雀儿的喳喳声和呼啦啦惊飞的场面。

年，是挂在老榆树枝上的一串笑声。每当到年跟前，一到天黑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子，一会排成队，一会乱糟糟，手提小蜡灯，满屯子乱跑乱窜。那灯笼里的小火苗，在寒风里颤巍巍地跳跃着，昏黄的光竟也冻得格外清亮，把雪地里歪歪扭扭的小脚印，都照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

年，是含在嘴里的甘甜。小时候过年，我还喜欢吃母亲做的糖稀糖块。每当冬腊月，母亲都熬点甜菜疙瘩糖稀，做成大块糖，端到仓子里冻上。不消半个时辰，糖块就冻得硬邦邦的。吃到嘴里，冰凉嘣脆，有时碎到地上几个渣，我也舍不得浪费，就捡起扔到嘴里，虽然有点土腥味，但甜意不减，仍能从舌尖漫开，一直钻到心底。

年，是“馋人”的节日。每当老天落雪了，天气冷下来之后，我就被无形无影的年给馋得着了魔。一有闲空，我就反复琢磨，年肯定是冻出来的，要不怎么天气越冷，年味儿就会越浓呢。说起来，冷的功能又是很奇妙，它冻出了杀猪菜的香味，冻脆了小洋鞭的响声，冻亮了小蜡灯的明亮，也把我365天的盼头，冻成了甜滋滋的美好和未来。

岁月悠悠，光阴似箭。如今，我人生已经走过七十几个年头了。每到年关时，我仍然会想起儿时“冷”与“年”的往事，眼前也总是浮现那些手冻得通红、小蜡灯冻得通红、日子冻得通红的季节。原来，年果真是冻出来的，它冻在黏豆包里，冻在猪肉里，冻在小洋鞭里，冻在福字里，凝结在我童年鲜活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