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去本城一所理工科大学的职工医院开药，除了觉得那里流程有科技感，让人心里消减许多焦灼外，还因我在此一路被称为老师，似乎周身被暖阳照拂。

我想，也许我真的像个老师，比如像个研究航空器或者机器人什么的老师，于是，不觉端平肩膀，并把眼神儿调整得尽量深邃一些。后来发现，该院对来客皆尊称老师，包括面庞晒得黝黑的乡村老汉，或者褂子上印满大花的街头大妈。

我不适合当老师，这我早就知道，因为我读书不求甚解，耐不得青灯黄卷之苦。记得大学毕业前夕，我们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一位先生，曾有意无意地问过我一句，考虑没考虑留校任教。我有自知之明，做教师既需要刻苦，又需要天分，这两条我都不够。不过对于这位事前和事后都少有交往的先生的高看，我还是一直心存感念的。

毕业分配到机关的头十年，工作岗位换了几次，但厅里文字材料起草的任务却一直都带在身上，尽管我落脚的处室标牌与文秘无关。对于朴实无华的机关应用文，我也都是精心而为，投入全力。为了赶时间成稿，还经常夜以继日。有两次参加省直几家单位的笔会，在类似竞赛的氛围里，我撰写的文稿都得以胜出。

那些年常有同行上门切磋，我每次都是搓着手表示，自己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传授。这不是谦虚，基本属于真心。实在躲不过去，便毫无保留地打开卷柜，里面码放着我平日注意收集的报刊或文件，那都是可供借鉴的文本样板。文学写作追求独辟蹊径，机关文稿讲究规制周严。

我还曾坐到台上讲过课。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民充满向学激情的年代，职工教育部门聘请我们几位77、78级大学毕业生，利用业余时间到业大任教。我几番推辞未果后不得不从命，做了写作课老师。

这是一个因故被耽误的群体，他们遗憾地失去了进入全日制大学的机会。看过他们许多成熟的文章习作和漂亮的笔墨书写，特别是他们风雨不误地对学习的坚持，我都深受感动。我认真按照教学大纲讲好每一堂课，这也是我得以重温旧学的机缘。

职教部门还按规定发给老师授课费。记得我用这笔钱在南岗秋林公司买了一件大衣，南斯拉夫烤花呢面料，修身挺阔，穿上真像老师了。但是又想到，自己的课讲得一般化，还收下了报酬，一直心有不安。

前几年，我又有一次登台讲课的机会。我的大学同学徐江善，曾荣获长江韬奋奖，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后，作为杰出校友，被母校聘回，担任所属学院的院长。他热情地邀请我，以母校的历史传承为题，给当代学子讲一课。这是一次没有教材的课程，我认真地做了讲稿准备，结果越深入思考便越觉出自己水平的差距。讲得不够好，是对神圣课堂的亵渎，于是搁下了笔。这次虽然没有给学生上课，却实实在在地给自己上了课，更深切体会到，作为老师讲好一堂课，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我最近被人称为老师，只因一点儿雕虫小技。我收集工艺品，主要是为了装饰家居。早些年大家都在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家装，我经过认真预算，在四白落地的家中陈设了几幅北方名家的油画，还有几件南方国营大厂出品的建国瓷器。当初这些东西都还不贵。每天身居极简的屋子，却能看到极美的世界。后来，别人家的装修已砸掉更换了几轮，我家的宝物仍在熠熠生辉。

时间自由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四处寻访有趣的物件。那些十分敦厚的大瓶大缸足以镇宅，教人心绪沉稳。而那些盈盈一握的小炉小盅可为案头清供，使得生活处处芳菲。望着浑身披满旧日风尘的美物，会让我们珍惜今后与之相伴的每一天。

有朋友说是要拜我为师，溢美之词送上很多，酒也请我喝下不少，但我仍然一以贯之地推辞。自己的斤两还是知道的，收藏鉴赏需要掌握传统标型眼学。我没有师承，完全靠自悟，并且全是民间物什，所以不敢误人。特别是有些打眼吃药的囧事，更是无颜倾诉的。

记得上中学那年，我迷上了拉二胡，便一边观看当时兴起的街头文艺宣传队演出，一边自己琢磨弓法指法，倒也很溜地拉出曲调，每天乐此不疲。弟弟的同学小林偏偏不识货，专门买了琴，顶风冒雪来拜师学艺。我从小就是个热心人，毫不推辞，开馆授徒。有时无知也会无畏。于是，我平生的第一位弟子跟着我，自然也学成了摇头晃脑的江湖路子。我带偏了一位本来可能成为正宗演奏家的学生，那孩子大概会埋怨我一辈子的。

尽管我难为人师，但想不到后来走在街上，曾多次被相识的或陌生的人喊做老师。他们拉着我的手，深情回忆起往事，叙述着那次学习给自己人生带来的改变。另外还有人讲起，当年看到我打开办公室卷柜门的一刹那，所获得的启示。近年较多的人是邀我一同鉴赏他们新淘的各类雅玩，说是闲下来后一直在暗暗向我学习。那些物件年份或长或短，价格或高或低，只要一朝入眼，都是宝爱之物，都满是源自心底的钟情。

这一切都那么感人。蓦然回首，被人求教的那些时候，竟算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阳光普照之下，世间万物都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一声赞美，会令我展露笑颜，因为世事艰辛，得之不易。一声老师，会使我感觉自己并不是一事无成，无论是从业还是闲玩。是啊，毕竟已是华发满头，踱入了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