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祥
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国难当头之际，全国文化工作者迅速响应，以诗歌、戏剧、报告文学、音乐、美术等多种文艺形式，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中，将满腔的爱国激情化作笔下的字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卓异且极具分量的作家，萧红亦是自觉参与抗战文艺大潮的重要一员。
萧红来自伪满洲国统治的东北哈尔滨，“九一八事变”的阴影已在其早期作品《弃儿》中催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1935年12月，她以中篇小说《生死场》震动文坛，成为二十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得到鲁迅、胡风及文学史界的充分肯定。其后的短篇小说《孩子的讲演》（1938年10月）、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0年9月）、中篇小说《小城三月》（1941年7月）和长篇小说《马伯乐》（1941年9月）等作品，聚焦民族深重灾难、社会历史嬗变及女性生存境遇，无不浸润着对国家前途与民众生活的深切忧思。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是她不断的流徙：从哈尔滨启程，辗转青岛、上海和日本，复又漂泊至武汉、临汾、重庆。在动荡岁月里，她既直面敌人的凶残与战争的酷烈，也以文字铭刻普通人在时代巨变中的苦痛与挣扎。1938年初，受民盟早期领导人李公朴先生邀请，萧红前往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月27日，她与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等人搭乘货运火车自武汉出发，2月6日抵达临汾。无奈战事急转直下，日军迫近临汾，学校必须迅速撤离，萧红与萧军等人只得跟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经山西运城撤往陕西西安。
1937年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旋即占据风陵渡并频繁轰炸潼关。流徙途中的萧红亲身经历了日机空袭的恐怖，更目睹了风陵渡渡口难民仓皇出逃的惨烈景象。这些深刻的战争记忆转化为创作的源泉，促使她于1938年8月在汉口完成了短篇小说《黄河》。该作于1939年2月1日刊于《文艺阵地》（武汉）第二卷第八期，后由叶君健先生翻译成英文载于《大路》画报，1940年收入小说集《旷野的呼喊》。小说的背景设定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风陵渡——黄河中游最大的古渡口之一，扼守晋、陕、豫三省交界，自古为交通枢纽与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它更是连接西北与华北战场的物资人员运输“生命线”，战略价值极其重要。在此背景下，《黄河》开篇即以“悲壮”定调。萧红笔下的黄河颠覆了传统想象：“黄土的流，而不是水的流”，是“野蛮的河、可怕的河、簇卷着而来的河，它会卷走一切生命的河”，奔腾咆哮的气势被一种凝滞、沉重、近乎死寂的泥泞所取代。小说中的黄河，已成为民族深重苦难的化身，沉淀着山河破碎的悲怆，承载着萧红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忧虑。故事是在一艘货船的对话中展开的：船工阎胡子，一个粗犷的山东汉子，忧心赵城妻儿的安危，急切地向同船的八路军战士打听战况。他倾诉着被战争撕裂的一生：幼年黄河水患夺去双亲；成年为避灾祸携妻闯关东；东北刚安定又逢日寇入侵，被迫举家流亡山西。他的漂泊流浪史是战争蹂躏下平民苦难的缩影。与之相对的是沉默的八路军战士，强忍新近丧妻之痛，只求尽快渡河归队。虽因纪律无法详述任务，但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无畏精神清晰可感。这一场军民的相遇，一个倾诉漂泊之苦与和平渴望，一个悉心倾听并肩负责任使命，素昧平生的两人在黄河之上产生了强烈共鸣，生动诠释了抗战时期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短篇小说《黄河》中阎胡子这一形象，因其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朴素渴望和对父母双亲安危的深切忧虑，在中国百姓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真实地反映战乱年代普通百姓最本能的生存焦虑。值得一提的是，阎胡子最初的忧虑囿于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天地，尚未与民族命运的宏大叙事自觉相连，这种疏离感恰恰构成了小说进行深刻思想启蒙的基点。作品通篇弥漫着沉郁的战争阴霾，然而在尾声处，一缕希望的曙光穿透了黑暗。阎胡子怀着忐忑与期盼问道：“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好日子过啦？”八路军战士的回答斩钉截铁：“是的，我们这回必胜……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这一问一答，如金石之音，瞬间照亮了阎胡子朦胧的意识，使他开始领悟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休戚与共的道理。作品由此完成了从聚焦“小家”离散之痛到展望“大家”复兴之望的精神跃升，读者终于明了文中铺陈的苦难并非终点，作品的深意主要在于揭示：正是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千千万万如阎胡子般的普通民众，其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开始觉醒。中国人民骨子里的坚韧与不屈信念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唯有国家独立强盛、民族走向复兴，黎民百姓方能真正享有幸福安稳的太平岁月。
在短篇小说《黄河》整部作品中，萧红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克制的旁观者姿态。她并未直接渲染硝烟战火，而是将笔触深入战争阴影下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创痛。其文字看似平淡细腻，内敛节制，却因精准捕捉灵魂的震颤而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宛如在漫漫长夜中为挣扎求生的人们点亮了一盏心灯。在萧红的创作哲学中，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保家卫国的军事斗争，更是一场旨在唤醒沉睡国民意识、重塑民族精神世界的灵魂革命。历史充满唏嘘：当萧红笔下的人物在苦难中逐渐走向觉醒与希望时，现实中渴望和平安宁的作家本人，却始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命运坎坷，最终在深陷战火的香港，以年仅31岁的生命过早地陨落了（1942年1月）。
尽管八十余年光阴流转，但短篇小说《黄河》的艺术力量并未削弱。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民族深重苦难的史诗片段，更是在绝望土壤中点燃了民族希望星火的珍贵文本。它对于我们理解国与家关系留下深深叩问与永恒启示，尤其是作品中流淌的质朴而深沉的家国情怀，早已超越了时空的阻隔与界限。这份源自历史深处的精神遗产，将持续激励一代代后来者，朝着民族复兴的光明彼岸，坚韧不拔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