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草
记忆里最香的一顿饭，是三合大米做的米饭。
大姐去乌兰浩特市三合村当知青，我跟着父亲去送。风像针，针脚细密得扎得肉疼。坐着敞篷大解放车到了地方，跺脚，脚都冻得没有知觉了。在公社一个南北狭长的屋子里，几张桌子拼成一条，送行的亲属们面对面坐着吃饭。昏暗的屋里，大锅的蒸笼上，米饭冒着热气。饭一摆上桌，三口两口扒拉入嘴，米饭和葱炒鸡蛋带来一种说不出的清香。我顾不得打量父亲和姐姐以及其他送行人们的表情，只记得和几个孩子抢着往嘴里划拉饭，抢着夹菜。多年以后，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昏暗狭长的屋子、屋子里送行的亲属和知青哥哥姐姐们的印象全都变得模糊飘摇，只有细长条的桌子上，当年的新稻子、刚磨完的米，灶边堆着的稻草、新竹屉上蒸出的冒热气的米饭，以及黄绿相间的葱炒鸡蛋，在我的童年里，变成了“美好”的代名词。
我小时候，大米是金贵的，儿时难得吃顿米饭，经常吃的是玉米糊。母亲对一件事耿耿于怀。大姐两岁时，正赶上家里吃不饱饭的时期。天天玉米糊糊喝得人实在没力气，母亲回了一趟老家，从老家的舅舅家、姨家讨回来20斤大米。20斤大米，在20世纪60年代初算是奢侈了。一家人一粒都没舍得吃，连熬粥都没舍得，看着米袋子，好像心里有了底一样，再难再苦也不怕了。有一天父亲母亲下班回家，发现后窗玻璃被砸，米袋子没了。把母亲心疼的，一直心疼了几十年。母亲说，当时派出所就立案了，拿着派出所给开的证明，到粮店给补了28斤玉米面。到了20世纪70年代，表姐从延寿县嫁到了三合村，从那时起，每年新稻子磨了米，表姐都会从三合村捎来些新米，还有红红的辣椒面。渐渐地，大米不再是稀罕物了。三合村的人有很多外出打工，表姐家举家出了国，母亲就去三合村给表姐看房子。我们也频繁地往来于乌市和三合村之间。
上游水库放水了，村里绕房的水渠哗啦啦流了起来。稻田里蓄了水，像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在水面上倒映着，秧苗在镜面上迎风跳起了舞，一行行一簇簇，整整齐齐。水渠里水清亮亮的，水底有水草，妙曼婆娑。水渠里还有鱼，游进稻田里，撞到插秧人沾着泥的光脚上，捉鱼人的笑声荡在水面上，和随手甩掉的泥点一起溅起一串涟漪。表姐夫在稻田里捉泥鳅。20世纪80年代，泥鳅那叫个多，一天的工夫，捉了满满两大缸。缸盖得盖上，不然，泥鳅噼里啪啦一条条往外跃，地上黝黑一片。缸里放盐吐了两天泥，泥鳅干净了，晾成干儿。冬天，姐夫炸泥鳅干下酒。现在抓泥鳅的人多了，泥鳅少了。这样的水田里长出的稻子，沉甸甸的，黄灿灿的。
插秧、割稻子、打场时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早晨，天还黑着，就有四轮车拉着勤快的人们下地了。晚上，天擦黑，四轮车突突突地叫着拉着人们回家。夜里，灯早早就熄了，只有星星亮晶晶的。村里的商店备了比平时多得多的麻花、面包和熟食制品，当然，还有酒。年景好啊，得喝两口。磨了米，家家户户吃新米，用朝鲜族一排几个的深膛厚盖的铁锅，燃着稻草做成了饭，不用菜就能吃下去一碗，就连锅底焦黄的锅巴都能当零食，喷香。母亲给表姐看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带了朋友去玩，母亲就这样做了米饭，配上辣酱和辣白菜招待朋友。朋友奇怪，你们家的米粒怎么都是立着的？习惯使然，盛米饭前，我们家一定用饭铲将一锅米饭全都搅得蓬松起来。那米粒可不就是立着的。
在三合村生活的那几年，我知道的稻子品种有鲜光、莎莎尼，至于现在种些什么品种已经不得而知了。上游洮儿河流下来的水育出来的水稻，寒温带黑土地上长出来的金灿灿的稻穗，“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闲适的生态环境，使得现如今的大米饭越来越好吃了。饥肠辘辘时，我总是想吃饺子。我以为我最爱吃的就是饺子了，可要是连着吃两顿，腻了。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最喜欢吃的是米饭，可连着两天不吃米饭，想得慌。我对大米饭的喜爱入骨入髓。
米有了，还愁做吗。一米在手，主妇都成了巧妇。我小时候，母亲抓把米洗净，把一个鹅蛋敲个小口，倒出一部分蛋液，再洗一把大米放进去，糊上口，放灶里烧，这是鹅蛋饭。年三十儿的饺子是粘大米磨面，红豆馅。
女儿上高中的时候，我给她调着样儿做饭。铺保鲜膜，一层米饭一层菠菜，一层鸡蛋碎，再压实切块，上浇麻酱，这是米饭三明治。把米饭和煮熟的玉米粒、花生粒、咸鸭蛋黄，加盐和香油抓实攥紧，垫在生菜叶上，点上辣酱，这是饭团。五花肉炒辣白菜或者炒豆角加汤后，倒入电饭锅，加米，做成的是辣白菜饭、豆角饭。盛一碗刚出锅的米饭倒进大玻璃碗，再一勺勺加入拌豆芽、煎荷包蛋、花生碎和炒菜，加辣椒酱搅拌，红黄青绿白，色香味俱全，极具视觉和味觉冲击，这是拌饭。更高的境界就是白米饭了。一汤一饭，热热乎乎，汤汤水水，清清淡淡。换着样吃，怎么吃也吃不够。
女儿是个地道的“吃货”。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学校的“吃饭”问题也成了报考考虑条件之一。到了学校以后，女儿说其他还好，饭不好吃，没有东北的大米好吃！每年假期回来前，问她到家先吃什么，回答是菜无所谓，一定要吃刚出锅的米饭！这回到了国外，更不用说了，天天算计着回家的日子。问她急什么，她一字一顿地说：我要——回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