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 水彩画 75×55cm 王焕堤

□薛苏里

人们说至亲的离去，就像是下了一场淅淅沥沥不会停歇的雨，会给亲人留下一生的潮湿。虽然母亲离开我们已有一年，但是她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脑海里经常闪现出她抱着我走过北大荒田野的身影，她洋溢着笑容的脸上，永远闪耀着温暖坚毅的光芒。

母亲张菊华1934年出生于浙江丽水。1950年，年仅16岁的她毅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区政治干部学校学习，后被分配至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并迅速成长为团里的业务骨干，因演出舞蹈《补缸》一举成名。当时父亲也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担任乐队小提琴演奏员，共同的理想和艺术追求让母亲和父亲走到了一起。

1958年新婚不久的他们响应建设边疆的号召，共同奔赴北大荒。他们和团里二十多位战友经过几个昼夜火车、轮船、汽车不停地颠簸以及几十里沼泽地的长途跋涉，终于随大部队到达了859农场。当年的859农场还是一片渺无人烟的荒草地，方圆40多里没有一户人家。到达的当晚，大家共同动手，用最原始的办法，搭起二三十个三角形的小马架，又铺上厚厚的干草，远远望去，就像古战场安兵立寨的营帐，大家将其命名为“南京新村”。

荒草萋萋的草原，一望无际的湿地，星罗棋布的水泡子，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母亲和父亲慢慢适应了北大荒的艰苦生活。

北大荒的冬天来得很早，为储备御寒柴火，父亲和一伙壮劳力都上山去了，母亲因有孕在身被照顾留下来负责养鸡场。鸡场里养了1000多只进口的很能下蛋的“来航鸡”，为了不让鸡在即将到来的严寒中冻死，母亲拖着身孕，一趟趟往返于鸡场与伐木场，运回些树干支架、锯末等材料，又带头爬上屋顶，灌锯末、加固鸡舍，做好防寒保温。但对零下30多度的极寒气候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在一个强寒流来袭之夜，鸡舍里的鸡被冻死了大半，原本兴旺喧闹的养鸡场，一夜之间七零八落，母亲伤心得落泪。与寒冷相比，更大的危险是野兽。垦荒队生活的这一地带林木茂密，人迹罕至，老虎、野狼时有出没，狼群时常把食堂挂在外面的肉吃光，有时甚至连马厩里的马都难以幸免，让人心惊胆战。

年底前，农场成立了文工队，一边劳动一边搞演出，父亲担任乐队队长，除了小提琴独奏及排练、指挥外还兼作曲。母亲担任舞蹈分队长，因有孕无法跳舞，就负责培养舞蹈学员，在排练——演出——再排练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母亲获得了难得的安胎机会，也给了腹中的我良好的音乐“胎教”。

在紧张排练南京军区歌剧团新创演的大型歌剧《红霞》之际，在乌苏里江的上空，一声响亮的啼哭和着小礼堂飘来的音乐，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为了纪念这片不平常的土地和蹉跎岁月，父母为我取名苏里。儿时的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冬天的寒冷，每天早晨起来，帽沿和口罩上都有一层白霜。

从我出生时起，我就在父母的背上到处演出赶场，成了文工队中最小的一个编外“队员”。为了突击排练国庆十周年节目，母亲将我强行断奶，我因食物不净得了“中毒性腹泻”，幸亏遇上了一个好医生，挽救了我的生命。在我被托管的过程中，曾不慎被屋顶坠落的烟灰弄伤了视网膜，手被烫伤过，更有一次难忘的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令母亲刻骨铭心。

那是1959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农场文工队要到虎林为农垦总局献演大型歌剧《红霞》，所有的人和布景道具都要随汽车走。直达虎林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冰封的乌苏里江。北大荒的白天很短，汽车刚跑了几个小时，太阳就隐去了光辉，顷刻间刮起了浓烈的“雪烟炮”，气温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夹杂着冰雪袭来，母亲紧紧搂着包在棉被中的我，几个月大的我早已冻得脸色惨白，嘴唇发紫。汽车直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才到达虎林，犹如在冰窖中熬了近20个小时，小小的我高烧41度，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抢救，终于脱离危险。

在饶河，我们温暖的家只有五六平方米，勉强摆上一张床，剩下的空间只够站立一个人，要是有第二个人进来，就得有一人上床。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玩具，年幼的我整天都在床上滚爬，更多的时候是看着爸爸站在那个小空间里拉琴。有一天我向妈妈示意要拉小提琴，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摸琴，父母惊奇地发现，我竟然能拉出快慢的节奏，就是“快弓”“慢弓”，玩到高兴时还碰巧能拉几下跳弓，也就是技巧难度较大的“抖弓”。当时不满周岁的我表现出的天赋让他们兴奋不已，在我6岁时他们决定教我学习小提琴，父亲教技艺，母亲教识谱和乐理。母亲虽然是学舞蹈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部队提倡“一专三会八能”，她曾经在音乐上下过很多功夫，因此她对音乐也不外行，在教我识谱方面比父亲更加耐心和细心，很快我就能够演奏一些简单的作品了。为了提高我的练琴兴趣，母亲还承担起钢琴伴奏的任务。在严父慈母的精心培育下，我的琴艺提高很快，并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一些复杂的曲子可以很快地背下来，背熟后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完整演奏，也许这是我在艺术氛围里熏陶出来的一种超能吧。

离开乌苏里江畔，在虎林工作两年后，适逢国家加强东北地区建设，作为前线歌舞团的业务尖子，父母被调到了哈尔滨。父亲在哈尔滨歌剧院担任交响乐团副首席，母亲被调入黑龙江省歌舞团担任舞蹈表演等重要工作。母亲敬业乐业，勤勉好学，对每一次演出任务，她都认真对待；对每一个角色，她都潜心钻研，精雕细琢，她扮演的角色风格迥异，韵味十足。20世纪70年代末，母亲曾多次自费赴北京舞蹈学院和北京东方歌舞团学习深造，将多个国家的民族舞蹈以及最新的舞蹈技艺带回来传授给年轻一代，曾指导排练及出演过《罐舞》《脚铃》《八木小调》，深受观众的欢迎和好评，并受到表彰和嘉奖。此后多年来，她还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指导、排练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群舞和独舞节目，多次获奖，她个人因业绩突出多次荣获省、市政府及文联舞协等颁发的各项奖励。母亲和父亲一起创办的“哈尔滨少儿小提琴艺术团”，将音乐演奏和舞台表演融为一体，多次出色完成了省内外及国际重大演出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哈尔滨城市音乐形象的树立和社会少儿音乐活动的普及，为小提琴艺术表演做出了十分宝贵的探索与创新。

母亲的一生是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一生，是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坚韧不拔、披荆斩棘的一生。在她瘦小柔弱的身躯里，有一颗坚强无比的心；在她灵动盎然的脚尖里，流淌着对舞蹈的挚爱和眷恋；在她温润明媚的笑颜里，绽放着对音乐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赤诚。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海角天涯，无论顺境逆境，妈妈的爱会如滔滔的乌苏里江水一样，永远涤荡、温暖着我的心房，给我以前行的力量。

愿天堂里的妈妈笑靥如花，芳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