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江风，裹挟着水汽的微凉，轻抚面颊，似要拭去岁月的浮尘。嫩江柔缓起伏，仿佛千百年来一直如此，不见湍急，不闻怒涛。那粼粼波光之下，烽火硝烟，皆是未肯消散的旧事，藏匿着无数惊心动魄的回响。

一些老人坐在江边的石墩上，摇着蒲扇，轻声诉说着当年流传下来的故事。在交通运输尚不发达的年代，沿江流送木排曾是北方的重要行业。想象一下吧，大量精壮的汉子涌入大小兴安岭，斧起斧落，伐倒参天大树。砍下的木材被制作成木排，一张木排由近百根原木组成，每根足有8米长，那规模真是蔚为壮观。这些木排浩浩荡荡顺嫩江漂下，直抵齐齐哈尔等地售卖。

进山的老百姓，除了猎户和采药的郎中，多是伐木放排的工人。其中年长有经验的，被尊为“口爷”。他们不光是伐木的好手，更是山里抗联队伍的“靠山”。时常偷偷给藏在密林里的义勇军、抗联战士、绿林绺子们送粮、送盐、送药。多赶一两架大轱辘车，或是给抗联的运输车打掩护，是他们常干的事。递情报、当向导，有时急了，抄家伙就上。

不少放排工人都认得抗联的将领。一次，抗联三分队想打日本人的伐木场，支队长带人摸到嫩江边的采伐点打探敌情。几个流送工人一眼就认出是“王司令”，心里敬他是条好汉，便翻箱倒柜地张罗了两个菜，一碟咸鱼干，一盆刚采的柳蒿芽炖土豆，硬要留他吃饭。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越唠越亲热，不知不觉间，抗联战士们想要了解的情况已经摸清了。

正热络着，远处一阵急雨似的马蹄声骤响。抗联战士立刻拔枪，可人少势单，情势危急！放排工人急中生智，一把薅过战士们刚脱下的皮袄，三下五除二帮他们反套上，连声催促着：“快走！快走！”等讨伐队气喘吁吁地冲到跟前，追问骑马远去的是谁，工人们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进山打猎的鄂伦春人呗。”那时节，鄂伦春猎人常穿狍皮大衣，远看一片白色。抗联战士们反穿了皮袄，远远望去，还真有几分相似。讨伐队一时摸不着头脑，悻悻离去。工人们这才松口气，互相递个眼色，抹了把额头的冷汗，该干吗干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在那山多林密的兴安岭山脉，侵略者如同一张巨大的黑网，将这里牢牢笼罩。林业工人得揣着“入山经营许可证”，放排工更要带着“保证不通匪”和“联保”的文书，才勉强能在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上讨口饭吃。这背后，藏着多大的风险！抗联队伍孤悬敌后，在冰天雪地里周旋，人烟稀少，缺衣少食，时刻提防着讨伐围剿。要不是靠着老百姓暗地里帮忙，这十几年，怎么熬得下来？

血肉相连的情谊，是在国破家亡的苦难里熬出来的。为了割断这联系，日本人到处安插特务，像毒蛇一样四处钻营。那一年八月，江水暴涨，木排搁浅在桦皮窑旁。几个抗联战士在排子上，正和吃饭的放排工人低声交谈。忽然，县城的特务白云山带着两个人骑马而来。离老远看见树上拴着几匹马，疑心顿起，厉声喝问：“谁的马？！”排上有人眼尖，认出是白云山，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一位老口爷反应极快，抓起鱼肉干、狍子肉干分装进两个桦皮碗，往桌上一摆，又把玉米面饼子放上，顺手插了三根筷子。“快！装拜把子！”他哑着嗓子低催一声，带头朝着筷子跪下去磕头。

白云山走近，盯着这古怪场面，狐疑地问：“这搞的啥名堂？”

老口爷指着抗联战士，面不改色：“跟老林磕头呢！他是小二沟的鄂伦春兄弟。”白云山犹疑地打量：“鄂伦春人个子都矮，他咋这么高？”

老口爷嘿嘿一笑：“那可不一定！呼玛、爱辉那边是有些矮的，可小二沟这边，也有长得高的，跟咱们的人似的，长开了。”大小兴安岭里，鄂伦春人是主人，青壮年大多被日伪编进“山林队”，逼着去“讨伐”抗联。眼前这鄂伦春人，保不齐也是进山搞侦察的。白云山心里打鼓，不敢再深问。

老口爷见他还不放心，又笑着补了一句：“桦皮窑旁边拴的那几匹马都是鄂伦春人的，他们去北沟坡取狍子了，回来正好当下酒菜。这不，就为咱结拜添个彩头嘛！”白云山眼珠子滴溜溜转，手不自觉地按在枪把上，扫视着屋里的人，后脊梁有点发凉：万一是抗联，附近猫着的弟兄可不少，自己这仨瓜俩枣，不够人家塞牙缝的。于是，他顺坡下驴，打着哈哈：“哦，结拜啊，好事好事！”假意信了，不再纠缠。

那年的冬天，天寒地冻。一个日本指导官带着一队伪军，在林子里钻来钻去搞侦察。正巧摸到了石灰窑边上，排木工人老仉正在那间店房里生火做饭。烟气裹着饭香，飘出老远。他们闯进了屋里，老仉眼尖，瞅见伪军队伍里有几张熟脸。他堆起笑，假装热情地招呼：“嘿！是你们哥几个啊？这天寒地冻的，快到炉子跟前暖和暖和！饭这就得了，吃完再走！”心里头却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的。附近的山林子里，老赵领着二十来个义勇军兄弟，正和伐木工人们一块儿伐木头呢。得赶紧想法子报个信！

见那帮人坐下来了，老仉炖好菜，过来搓着手，一副热心肠的模样：“屋里冷清，光咱们几个吃没意思。一会儿开了锅，余火再炖一会儿，这酸菜肉片子就好了。谁帮我看着点灶炕里的火，我寻思着，山里头采伐队的弟兄们也该歇了，不如都叫下来，大伙儿一块儿喝顿酒，热闹热闹！”

日本指导官眯着眼，打量着老仉和那几个跟老仉搭话的伪军士兵，心里头还是有点不踏实。他下巴一扬，示意伪军小队长：“你地，跟他一块儿地去！”

那小队长刚骑了半天的马，骨头都快给颠散架了，浑身酸痛。跟着老仉没走多远，就龇牙咧嘴地赖着不想动了，往路边石头上一靠，挥挥手：“得，老仉，你腿脚利索，自个儿跑一趟吧！我在这儿等着。”

老仉心里暗喜，脚下生风，一溜烟钻进林子深处，找到了老赵他们。老赵一听，眉头紧锁，立刻点了副官和八九个兄弟，其中还有两个刚投奔队伍不久的伐木工。老仉领着他们，急匆匆往店房赶。

副官带着人进了屋。那俩伐木工跟伪军队伍里几个兵果然认得，互相拍肩膀打招呼。日本指导官冷眼瞅着这“熟人”相见的场面，紧绷的脸皮子这才松了下来，心头的疑云散了。他挥挥手，让大伙儿都坐下。屋里顿时热闹起来，伪军们早就卸下了枪，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这会儿，他们端起酒碗，热菜热饭下肚，不由高声说笑起来。

他们哪里知道，老赵带着剩下的人马，早已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店房外头，埋伏在冰冷的夜色和树影里，只等着里头酒酣耳热、防备最松的那一刻。

时机到了！副官猛地把手里的酒碗往地上一摔，“啪嚓”一声脆响！他像头豹子似的扑向日本指导官，那人重重摔倒在地，被他压在身下。

“不许动！”

“缴枪不杀！”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老赵的人马随着吼声呼啦啦全冲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瞬间控制了整个屋子。伪军们吓得魂飞魄散，呆在原地，一动不敢动。老赵说话算话，没动这些伪军一根汗毛，只是收了他们的枪、弹药和拴在外头的马。临走前，他撂下话，让这些当兵的自己掂量掂量，别一条道跟着日本人走到黑。

放排工人们反抗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木排流送到嫩江，大多在北门外出河。将原木用单轴车或钢丝绳拖上岸，“口爷”们再喊着号子，用肩膀把大木头一根根抬着归拢堆好。“归愣”那死沉死沉的木头时，号子声从脚底板震上来，一声声夯进土里，撞在江崖子上，震得人耳朵嗡嗡响。就是在这地动山摇的“咳哟”声里，那首藏着心事的歌，悄悄扎下了根：

哈腰挂了！咳哟，挂上钩了！咳哟。

挺起腰了！咳哟，往前走了！咳哟。

王司令哟！咳哟，来嫩江了！咳哟。

为中华哟！咳哟，为民族了！咳哟。

不怕苦哟！咳哟，不怕死哟！咳哟。

马踏兴安了！咳哟，船压嫩江了！咳哟。

搅得日本人哟！咳哟，没办法了！咳哟。

这，就是放排人胸膛里憋不住、压不垮的声音，是从骨头缝里、汗毛孔里钻出来的民族血性。它像那日夜不息的嫩江水，拍打着江岸，也冲刷着那段沉重的岁月。多少年了，江风一起，岸边的老榆树叶子哗哗响。恍惚间，那烽火过江排的号角声，和老“口爷”沉甸甸的“咳哟”声，就追着风跑过来，一声声，夯在人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