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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罗荪和他的著作

    《最后的旗帜》。

    在黑龙江邮政博物馆抗战通信展厅内,展示着一部旧版散文集《最后的旗帜》(1943年当时的重庆当今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的作者是著名东北作家孔罗荪。

    《最后的旗帜》记述的是当年2585名东北邮工千里大撤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悲壮经历。孔罗荪作为当时的吉黑邮务管理局的一名职员,和新婚妻子周玉屏以度蜜月为借口,撤离了哈尔滨。该书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情绪。

    创办文学副刊《蓓蕾》周刊

    孔罗荪16岁跟随父母从北京来到哈尔滨。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只好辍学,考入邮政局。能考进邮局可不简单!要经过国文、英文、算数、中外史以及常识的考试,考试成绩如通过,还需找到担保人。这样,孔罗荪成为了当时的哈尔滨市道外五道街邮局一个拣信员。

    据原吉黑邮务管理局的老职员回忆:那时候,凡是邮局都冠以地方名。道外五道街坐落着第一支局。第二支局在道里水道街。但因道外是中国人汇聚之处,又是商业中心,因此五道街邮局的业务异常繁忙。因为哈尔滨的商人多半来自冀、鲁两省,劳工也是由关里而来,每天有开不完的汇票,有满坑满谷的信件及堆积如山的包裹。由上海来的绸缎布匹,都由五道街邮局投递。当地土产也多半由这儿向外寄发。所以这个局虽名为支局,实际上在吉黑邮区内是个最忙的局所。它也被列为一等局。若干年,它在全国汇兑与包裹业务统计数字中,位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可知一斑。

    孔罗荪从小就喜欢文学,他一边工作一边开始给东北著名的报纸《国际协报》投稿。当年怀有身孕的萧红被弃于旅馆,就是向《国际协报》发出了求救信,被报馆派青年作家萧军救了出来。不久,由孔罗荪提议,创办了一份《国际协报》的文学副刊《蓓蕾》周刊,并由他担任编辑。据孔罗荪的好友陈纪滢回忆,《蓓蕾》的影响在当时已超出东北范围,受到京津沪汉等地文坛的重视,而且把东北地区的作家聚集到了一起。孔罗荪还与二十多位文友创办了“蓓蕾”文学社,取其含苞待放,一经绽开,蔚为“灿烂花朵”之意。

    东北三省邮政员工撤退进关

    1931年8月,长江流域特别是汉口遭遇特大洪灾,哈尔滨妇女界发起游园募捐活动,孔罗荪以《蓓蕾》周刊记者的身份作现场采访,与义卖花卉的哈尔滨女一中毕业生周玉屏相识并相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哈尔滨,山河易色,劫火蔽空。“蓓蕾”文学社的年轻人构筑起精神堡垒,组织“寒光剧社”,排演了田汉的话剧《湖上的悲剧》,男女主角分别由孔罗荪和周玉屏扮演,在当时的同记商场剧场演出。但此剧只演了一场,就被当局所扼杀。

    据《最后的旗帜》所叙述:九一八以后的一年间,在东北各大城市中,还存在着两个属于中国行政系统的机关——邮政局和海关,在它们的楼顶上,骄傲地飘扬着代表中国主权的旗帜。旗帜在人们的心境上,代表着希望,留着安慰。然而,它在敌人的眼目中,变成了敌视的刺。最终,敌人准备接收,敌人要撤下这刺目的最后的旗帜。

    此时,国民党政府密令东北两邮区立即停办邮政,关闭东北三省的全部邮政局所,东北三省邮政员工依自愿撤退进关。东北邮工身处历史的重要时刻、重要节点,是不得已屈身敌人当亡国奴,还是民族利益至上、汇入全民族抗战的大潮?4月5日,东北邮工向全国邮界同仁和各社会团体发出十万火急的罢工通告,维护中国尊严和邮政主权。通告中说:“日人卵翼之傀儡政府,丧权辱国,思之痛心。同仁切念国民矢忠之天职,为中华民族之尊荣计,为个人之人格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时由中华邮政、伪满洲国交通部、日本军方组成了调查组,定期叫邮工到马迭尔饭店听候询问。调查组人员问一员工:“你为什么要进关呢!这里有你的财产、家庭、祖坟和事业,况且,我们将以优厚的待遇请你来工作?”员工回答:“是的,但是我自愿要走。”调查组人员问:“还有别的原因吗?”员工答:“有,我不乐意当亡国奴!”这些素材被他写入了散文集《最后的旗帜》。

    孔罗荪越来越同底层邮工和民众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同属于受难的一群。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希望能“报国有门”!他和周玉屏决定提前结婚并一同入关。为了迷惑敌人,“蓓蕾”文学社的朋友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他俩结婚的消息和婚礼照片,特意取了这样一个标题“皇后下嫁衍圣公”。

    抗战时期萧红曾借住孔家

    当时的2585名东北邮工忍痛抉择,抛家舍业,千里流亡,共赴国难,正是他们的大义凛然,致使东北邮政全网瘫痪,予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

    孔周二人到了上海以后,孔罗荪进了四川路邮局,在挂号邮件组当职员。他结识了邮局的同事唐弢,唐弢推出第一部具有鲁迅风格的杂文集《推背集》,孔罗荪立即写了《读<推背集>》予以回应。

    抗战时期,孔罗荪成了抗日文坛的一位非常活跃的作家。据老舍之子舒乙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孔罗荪先后担任了文协理事、《抗战文艺》编委、《文学月报》主编。

    孔罗荪的职业在邮局,当时的邮政和铁路系统是“铁饭碗”,他有薪水,当时编《抗战文艺》就在他的家中编。孔罗荪的家在汉口三教街9号,居然成了文协的办事处。

    当年,萧红曾一度借住在他的家里。据孔罗荪回忆:“逢到精神好的时候,萧红便去买了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烧好一锅汤,大家吃着面包,喝着汤。”作家胸中装着人民、装着祖国,追求真理的火炬从来不曾熄灭。

    1939年孔罗荪调到重庆东川邮局要密邮件组工作,他通过这个便利替党做了许多工作,掩护了许多党内同志。

    新中国成立之后,孔罗荪成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他曾和文学大师巴金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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