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致中

    祁致中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第十一军一面光辉的旗帜。他带领6个结拜兄弟起义举事,不断发展壮大为上千人的抗联第十一军。他精明强干,勇猛善战,率领部队同强大的日伪军浴血奋战,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他用开拓的眼光创立了抗联部队中唯一的七星砬子兵工厂,给抗日联军各部队以重要支援。他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立志追随共产党,坚定不移,奋斗不止。他能够很好地团结同志,关心和爱护群众,军纪严明,秋毫不犯。他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勇于上进。他英年不幸,没有壮烈牺牲在弹雨横飞的抗日疆场上,却无端地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实在令人痛惜和悲愤。

    多年以来,关于祁致中被错误处死的详情、真相,由于某种原因一直讳莫如深。笔者梳理史料,多方钩沉,力图还原历史真实。但由于掌握资料有限,谬误不足之处希谅。

    一、祁致中其人

    祁致中,原名祁宝堂,号明山。他抗日思想坚定,作战勇猛,人称“祁老虎”。是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和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创始人和领导人。

    1913年祁致中生于山东曹县常乐集乡祁庄。1931年到黑龙江省桦川县驼腰子金矿(今属桦南县)当工人。19332月,金矿被日军侵占。祁致中联络工人集资购枪,准备武装抗日。6月下旬,带领韩忠礼(后改名韩立中)、张仲祥、尤成禄、吕景芳、赵喜儒、孙继武6人,乘吃饭之机,开枪打死7名日兵,夺取轻机枪1挺,步枪6支,手枪2支,子弹700多发。动员20余名工人参加队伍,暴动成功。在大梨树沟十二马架子屯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也称“明山队”。祁致中被推举为首领,这就是日后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前身。随后他率部在桦川杨马家店伏击日军汽车队,消灭日军12人,毁汽车7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转战于桦南县的榆树泡、驼腰子、梨树沟、马场甸子等地。19343月率部参加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任民众救国军暂编混成第1旅旅长,参与指挥九里六屯、驼腰子等战斗。期间经杨德金、白云龙介绍加入中共共产党,后组织关系丢失。19351月下旬,在柳树河子截击日伪开往佳木斯的所谓国际运输公司的长途汽车,造成很大的声势和影响。2月,在方正县窝里村巧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在赵尚志、冯仲云的帮助下。祁致中深受教育和启发,并接受冯仲云的建议,改名“致中”,意为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随后,他率队参加攻打方正县城、延寿县兴隆镇、大、小罗勒密、半截河、新开道、老五团局所、楼山局所、依兰县三道通伪警署等战斗。同年冬率部至汤原县,参加三甲北宋家大院县委党训班学习。年末由夏云杰介绍,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4月,在伊春抗联政治军事学校第一期学习。1936520,在依兰县二道沟子,明山队被正式编入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率部以依兰、桦川为中心,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英勇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1936年秋,祁致中参与领导抗日军民在桦川、集贤间的七星砬子沟里建立后方根据地,成立修械所、被服厂、军政学校等。不久,又建立了抗日联军七星砬子兵工厂,为部队修理武器和制造枪弹,对支援各军作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710月,独立师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下辖一个师三个旅,全军1500余人。祁致中任军长,率部在富锦、宝清、桦川等地和同江县开展游击战斗。193712月末,祁致中去苏联请求支援,与赵尚志、戴鸿宾等一起被苏方错误关押了一年半。1939627回国,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副官长,72,在攻打嘉荫县乌拉嘎金矿后被错误处死,时年26岁。

    二、祁致中入苏及在苏联时的一些情况

    1937年夏,七星砬子兵工厂炸药短缺,亟需供给。祁致中得知抗联第七军一师师长李学福与苏联方面有联系,便通过李学福写出介绍信,决定亲赴苏联求援。11月下旬,祁致中带领军部和七团到同江县、抚远县境内活动,12月末,祁致中在抚远县海清渔场附近越境入苏。约定三个月后回归。军部暂由副官长薛华负责。但因苏联内部人事重大变化,双方发生误会,入境后苏联人不予承认,反将他扣留,并和随后越境入苏的赵尚志和戴鸿宾关押在同一狱室里,进行长期审查,直至19395月,长达一年半之久。

    在伯力远东军区内务部禁闭室关押期间,祁致中与赵尚志、戴鸿宾共居一室。三人除了不断向苏方申诉要求释放外,它们之间更多的是谈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路线、策略等问题,其中包括“三军和独立师关系和独立师的发展,独立师对省委的关系和总部的领导问题。”另外也涉及到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一些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对这些问题,祁致中与赵尚志的观点不一致,存在分歧,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关系不算融洽。

    赵尚志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党龄的领导干部,没有用发展的思维眼光捕捉到祁致中政治上的成熟与进步,把他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来进行关爱和教育,发挥他的特长、为我所用。反而是固守偏见,经常持以蔑视的态度羞辱他,动不动就指责祁致中是胡子土匪,指斥他以往的行为完全是胡子行为,说他“挂着反日招牌,为自荣耀和发财”。甚至在一次争辩中,说自己是“东北党代表,我以党代表的资格,开除你(指祁致中)的党籍”。虽然经过戴鸿宾从中劝说,最终没有开除祁致中的党籍,但仍然“叫致中同志写恢(悔)过书”,并“提出在党的纪律一定要处罚,规定一个时期留党查看”。这个情况只能说明赵尚志这时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绪已发挥到了极限,他非要把祁致中压服不可,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应有的作风。

    此时的祁致中“对共产事业是相当信仰的,在政治上相当进步”,他“读了我们的很多的文件”,已经能够将所学的经典理论,结合自身的革命实践来思考问题,有了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些独立思索。在此期间他也提出过一些偏狭幼稚的观点,诸如“胡子的游击战术也能赶上共产党的游击战术”等,在他的身上“某种时期,还有部分的土匪思想反应(映)”,但总的来说,“过苏联后的致中与东北的致中各方面大不相同,有了很多的进步。可能做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这是当时唯一与它们共居一室的戴鸿宾,在1940222日向北满省委的说明材料里明确提到的,对此我们不应该忽视。

    关于十一军与三军的关系争论问题,赵尚志“认为独立师的发展,没有赵尚志正确领导,决不会得到发展的”,过多地是夸大三军对十一军发展壮大的影响,片面强调其本人在十一军发展中的个人魅力。而祁致中则要相对实事求是一些,“致中同志认为不是那样,故(固)然三军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独立师有了好的影响,对独立师有部分的帮助,不是独立师发展完全依靠三军。”而且指出“三军在尚志直接领导之下,并不是发展怎么样不得了的程度。”,虽然在理论素养上,赵尚志要强于祁致中,他们争论的结果最终往往也是祁致中“勉强表面上接受他的意见”,但却“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因而两人之间由于看法不同、性格不合所产生的积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这种不和谐的关系为今后两人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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