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第四权力”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关于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比喻。它所表达的内涵是：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这实际是一种认识理念，以这种简单比喻的形式，19世纪以来普及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但又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

　 许多论述都认为，这个比喻体现的思想建立在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基础上，18—19世纪之交的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关于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的论述，为后来无形中出现这种比喻奠定了认识前提。

　 19世纪中叶，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业从政党报刊时期逐渐转向商业报刊时期，新闻传播媒介构成了社会中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这是“第四权力”的比喻得以出现和流行的背景。英国在18世纪由于议会设置记者旁听席，而出现关于记者是议会贵族、教会、平民代表之外的“第四等级”的比喻，这个比喻和出现在美国的“第四权力”的比喻背景有所不同。英国的政治结构到19世纪实际上也形成三权并立。恩格斯当时曾对英国舆论（这里是指新闻传播媒体）不能完全发挥对这三权的监督而提出批评，他写道：“难道议会不是在不断践踏人民的意志吗？舆论在一般问题上能对政府发生一点影响吗？舆论的权力不是仅限于个别场合和仅仅对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47页）

　 由于新闻传播媒体本身也是利益单元，它与各种政治权力之间有许多利益联系，因而关于媒体地位的“第四权力”的比喻不断受到批评。有的美国学者指出，华盛顿的新闻记者团实际上并不是对另外三权起制衡作用的力量，而是与三权并存的“政府的第四个部门”。■

　 媒介帝国主义

　 杨瑞明

　 媒介帝国主义（ Media Imperialism）用于表述大众传媒特殊角色的术语，来源于“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是西方传播学批判性研究的产物。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赫伯特·席勒（ Herbert Schiller）、诺登斯壮（ K ．Nordenstreng）、马特拉（ Armand Mattelart）、麦克菲尔（ Thomas L．McPhail）等为代表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传播研究者，以国家主权为核心，在全球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的结构中探讨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思想。他们将二次大战后国际传播信息流通的不平衡，以及西方国家借助于大众传媒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现象，视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发展的新形式，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媒介在全球文化领域中占据了霸权地位，即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支配与主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者鲍依巴瑞（Boyd Barret）在有关国际传播体系的研究中明确使用了“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后，“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继续被广泛应用于传播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社会科学领域，描述在资本力量驱使下拥有先进信息传播科技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宰制全球文化的态势，“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也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倡导文化多元化与文化保护主义的一种重要的批判性思维。■

　 跨文化传播

　 杨瑞明

　 跨文化传播（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或文化交往活动。主要分为三个层次：（1）跨文化人际传播：分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之间在日常交往中的沟通与交流；（2）跨文化组织传播：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之间的沟通与交流；（3）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不同国家之间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沟通与信息交流，主要形式为国际传播。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者在关于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即开始注意到不同文化传播和文化族群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们发现，不仅在同一文化体系内人与人沟通时会产生误解，在不同文化的互动交往中，尤其是人们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进行沟通时，产生的误解就更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心理情感的隔膜和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还引起文化族群之间的关系失谐与冲突。1959年，二战后曾为美国政府培训外交官与技术外援人员的文化人类学者霍尔（E．T．Hall），在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术语。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传播科技促进的全球文化交往的日渐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广泛涉及各个社会领域的一种社会行为。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也在微观层面着重于对有效的传播及沟通能力、行为调试能力的探索；在宏观层面更注重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对话，寻求消除因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歧义和文化冲突的策略与途径。■

（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