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邵燕祥去世，感伤之余，由不得就想起，我与他多年的交往。最早相识，是1995年在《太原日报》办的一个笔会上。报社办笔会，邀请的都是常写稿子的作家，写杂文的好几个，记得有蓝翎、舒展，还有他。初见面，只是认识而已。一天傍晚，得知他去山西大学，看望了常风先生。问询之后方知，四十多年前，常风在北大教书，同时编一家报纸的副刊，采用了邵的一首诗，将发而未发，北平解放了，报办不成了，常仍将该发的稿费给了邵。邵记着这点情义，一到太原就说，要去拜访常风先生。我听了，觉得像是《世说新语》里的故事，由不得便对这个儒雅的老作家有了好感。笔会归来，觉得此人儒雅而风趣，可敬也可爱，就写了篇《邵燕祥先生》的短文，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我写这类文章，是顺手事，觉得能写成文章就写了，根本不图对方会有什么回报。料不到的是，邵先生将我当成了知音，那些年，出了什么书，总会寄我看看。这几年，我随了老伴，在北京闲住。老伴一面看孙子，一面照料我。起初与儿子同住，后来觉得多有不便，便在同一小区租了房子另住。我不是个喜好跟名家交往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到北京住下，由不得就想去看看燕祥先生。这也是因为，知道他的住处，离我赁居的地方不远，要是太远，在北京就不会去了再去。燕祥先生这个人，你只要看上一次，就会再去第二次。跟他在一起，坐上一两个小时，博闻多识，机警风趣，真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这还是次要的，最让你心里温暖的，是他那份温和与周到。按说我比他小好多，要去了打个电话，他只要在家里待着就是了。不，你还没有把他当个人物，他倒先把你当个人物了。他家住楼房，在十几层，头回我去了，到了十几层，电梯门一开，让我吃惊的是，他正好站在电梯门口，我一时慌张，忙问：以后每次都这样，我也就见惯不怪了。后来才知道，他母系那边，是旗人，旗人最讲究“老礼儿”。后来读他的文章，发现再苛刻的话，只要他说出来，总带着一种温和的味儿。大概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修养，在文字上的体现吧。进了门，坐下之后，你面前肯定有个干净光亮的玻璃茶杯，随后是他夫人谢大姐过来，给你斟上半杯水，谈话间，你能看着绿绿的茶叶，缓缓地沉了下去。人老了，有时不免会提起往事。在邵府，我曾跟他说过，起初对他的印象之好，全是因为他会为了几十元的法币，四十多年后去看望常风先生。说起那次山西之行，他说，在太原还没有什么，后来报社派车，专人陪上，安排他们几个“老家伙”去看壶口瀑布，在临汾可让他受了惊吓。“贵省给我的印象，不敢说坏，可一好字，实在说不出口！”他的话语，总是那么轻柔而略含讥讪，明知不会是好话，可一下子也摸不准会从什么地方来。我以为他要说，去壶口的道路不好，坑坑洼洼，受尽颠簸。我走过，确实颠得够呛。他说不是的，若是那样，受点累，反让他有“返璞归真”的感觉。是路过临汾，晚上查房，把他跟蓝翎吓了一大跳。他说，返回太原途中，路过临汾，日已偏西，还是去逛了有名的尧庙。看到雍正年间的二龙戏珠影壁下，散落着几块残破的琉璃，茬口还像是新的，就觉得山西号称文物大省，也太不珍惜这样的古物了。回到旅馆住下，半夜三点，忽听打门声，同室的蓝翎睡得警醒，立马起床。开门一问，原来是民警查房，见是两个老家伙，也不道声歉，转身又去敲下一房间的门。“都什么年代了，还来这一手。贵省呀，真不好说。”
“还有一样，也让人受不了。”
“山西话难听？”
“也是在临汾，我们反正睡不着了，就聊起来。不等天亮，街上的高音喇叭就响起来了，不是革命歌曲，也不是时政要闻，竟是商品广告，真也邪乎了，这么早谁买东西呀。”这些，都是当笑话说的。最有趣的，还是他说北京老文化人的旧事。有次说到沈从文，他说，他算不上沈先生的学生，上中学的时候，读了沈先生不少的书，偷偷学过，主要是学行文的简古，怎么学也学不像。1947年，才十四岁，写了几首诗，投稿给沈先生，其时沈先生正编着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虽没有登，退稿信上，一句“稿甚多，恐积压，敬奉还”，让他学会了这一手，几十年后编《诗刊》多次用过。
这年秋天，还是见到了沈从文，是同学吴小如领上他去的。沈先生鼓励他多写，还从开明书店送来的样书里，挑了几本，一一题字赠与。在《从文自传》扉页上写的是“一个顽童自传给燕弟存”，《湘行散记》上写的是“一个小城的平凡记事”。正好那次，燕祥先生送我三四本书，也都一一题了字。不是先写好了拿出来，是当下在谈话的桌子上写的。送的书里，有《昏昏灯火话平生》，写的是“石山兄闲时翻翻”，《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上，他写的是：“韩石山兄，请审视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与心迹”。他一边写着，我一边想，一个作家与一个时代，不应该动不动就说什么小与大。作家与时代，应当像李白《独坐敬亭山》里说的，“相看两不厌”才是正理。想是想了，说是没有说。这话没说，开玩笑的话还是敢说的。跟邵先生这样的智者在一起，脑子总是格外灵光，他刚写完，我就说，你这一手也是学的沈从文吧？他一愣，马上就想到他刚刚说了的故事，笑了，说是无意中学下的，总不像，没有沈先生那种轻灵。我问他，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又是一愣，我说，你没有沈先生那种务实之心，只知“老礼儿”，而分寸上把握不准。不等他问，我就指着他的题字说，你看，你比沈从文小，沈先生题字时叫你“弟”，我比你小，你题字叫我“兄”，是客气了，也就不亲切了。又有一次，我的《边将》出了修订版，我和老伴相跟着，给他送去。仍是电梯一开，他就站在对面。仍是迎进屋里，一人面前一个玻璃茶杯，仍是谢大姐过来，捏上茶，注上水。交谈中，他似乎对我老伴的年龄有了疑问，我说，跟你夫妇一样，都是鲁迅给他爸治病要用的蟋蟀药引子——原配。大概是知道我写过什么书，料不到对鲁迅作品这么熟悉，一听就笑了，没再说什么。喝着茶，他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翻着《边将》，忽然问我：“唐朝有个诗人，写过一首名为《边草》的词，词牌是《调笑令》，你读过吧？”他这样说，就是知道我没有读过，便吟了起来：“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我说，若是我早知道有这么美的一首《边草》词，写《边将》时，一定会让我的主人公在马上吟唱一番。
谈兴起来，他接着说了许多诗章与“草”相关的典故。最初是见了卞之琳的诗集叫《十年诗草》，觉得这名字起得真好。李叔同有“芳草碧连天”句，白居易有“远芳侵古道”句。还有什么“青青河畔草”，“细草微风岸”，“天涯何处无芳草”。穷困潦倒的诗人，一肩行李，披星戴月，从来不愁没有道旁河边原上的野草为伴。说到这里，本该一声叹息了事，不料，邵先生接着又来了一句：“没有草，就没有诗歌，草是迁客骚人除诗以外，仅有的无主的财富了吧！”“你这个神态，让我想起了你在一篇文章里，称赞一个黄姓朋友的话，说这位朋友，总是能在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再想下去。我觉得，你这番谈论，也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这一次，几乎每次闲谈，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就是那次，我跟燕祥先生谈得正高兴，两人都呵呵直笑，正在摆弄手机的老伴，抓拍了几个镜头，当下给我们看了，燕祥先生直夸我老伴，有艺术感觉。我笑了，说你这也是“老礼儿”，见了谁都是“心有微词，而礼赞有加”。你看她拍的，我靠前，你靠后，你比我小了许多，这叫会抓拍吗？
2020年8月4日于潺湲室
作者简介
韩石山，山西临猗县人。1965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70年毕业。曾任《山西文学》主编，现为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学人素颜录》及长篇历史小说《边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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