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人》 版画 Douglas Smith
1995年，我家的禾苗遭了虫灾，母亲又生病住了院。这一年，我借了四万元的账。看到我整天愁眉苦脸的，妻说：“种田是靠天吃饭的，如果遇上旱灾水灾，那一年的劳动就白费了。人家在外面打工，你也出去试试吧。”
我把心一横，告别家乡，走上了打工的路。
那些年，工作不好找。像我这种一无技术，二无文凭，年龄又偏大的人找工更难。找了两个月，在老乡的介绍下，我进了观澜环卫队。
找到工作了，给妻写信，我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她。一个月后，收到妻的回信，她说家里还好，不用我担心。这样，我们信件来往，每个月我都要去办公室查看有没有我的信。如果没有，我会着急，担心家里会不会出什么事。
到了2000年，我把家里的账还了，家里的条件也好些了，我把妻接了出来。在我的介绍下，妻也进了环卫队。
环卫工作辛苦，起早贪黑，日晒雨淋，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的付出有回报，每个月我们都能按时领到工资。我们踏踏实实地做事，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连续三年，我被评为优秀环卫工人。
打工的日子有苦有甜。到了晚上，我伏在床上把白天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了下来，然后装进信封向报刊投稿。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文章陆陆续续地在报刊发表了。
2002年，我的一篇文章在报社主办的征文中获奖，编辑部通知我去领奖。那天，面对那么高的楼，我不知所措。在保安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使用电梯。
有一位编辑给我写信，说我的文章写得好，想与我保持联系。他建议我买一个BP机，我听他的建议买了一个，然后把号码告诉了父母、亲戚、同学。有人呼我了，我就跑到公用电话亭去回复。过了两年，BP机不用了，大家都买了手机，我也跟着买了一个。
我的家乡，乡政府旁边的一家商店里有一部电话机，我的父母经常跑到那里去给我打电话。后来，我们村里也有人装了电话，我的父母就不用跑那么远了。但那时的电话费贵，一元钱一分钟。父母心疼钱，给我打电话总是说几句就匆匆地挂了。
2007年，很多工厂企业出现了用工荒，经常有人要我帮忙找人。我给一个公司带去了十五个人，公司安排我做了一个车间的领班。
2008年，我用打工挣的钱在家乡建了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家用电器都买了。这一年，我给父母买了手机，他们不用到别人家里去接听电话了。
因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媒体对我进行了采访报道。有一位记者看到我仍然用方格稿纸写作，建议我去买一台电脑，因为大多报刊实行了无纸化办公。我买了一台二手的台式电脑，一个星期后，我学会了电脑写作。过了两年，我换了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
2014年，我买了智能手机。2016年，我的父母也学会了使用微信。
每次打开视频，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她说：“现在真的方便，想见面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寄钱收钱只是一秒钟的事。”
去年，我的心脏病发作，医生用微创手术给我的心脏放了一个支架。一个星期后，我出院了。父亲说：“现在医学发达，做手术很简单，病人不要受那么多的痛。40年前，你的爷爷因心脏病死在手术台上，那时的医疗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
从医院回来，公司说我不适合在车间里做了，我被调到后勤做保安。
我的女儿要我回去休养，不要打工了。但我在外面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如果回去，我会无所适从。最主要的是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我怕回去以后再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编辑：杨铭 责编：晁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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