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　素描　 山野居士

前些年，住在农村老家的亲戚，每到春夏，都会进城给我送来一些笨鸡蛋，他们用碎稻壳将鸡蛋仔细地码进硬实一点儿的纸壳箱里，几百里路车程一个都颠不坏。那时农村家家都不少养鸡，房前屋后到处是游荡刨食的鸡们。那时农民生活也不像从前了，鸡产下的蛋，大都不卖，都留着自己吃，再就送给亲戚朋友，实在多得吃不完，就用盐水腌成咸蛋，能吃个一年半载的。

说来也怪，农村亲戚这两年像是一块商量好似的说不养就都不养了。问其因由，说现在鸡蛋都不咋愿吃了，再有养鸡太埋汰，满院子鸡屎，招苍蝇，再说，超市里鸡蛋稀烂贱，想吃随时就能买。再说，能吃多少，现在各种新鲜水果蔬菜遍地都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鸡蛋那可不是随随便便想吃就能吃的。那时的日子家家都清汤寡水，锅里一年也见不到几次荤腥。一个好劳力生产队干一年，到年底，好年成一个工开几角钱，遇上灾年，得倒欠生产队钱。所以，那时家家户户不光油盐酱醋瓶子都挂在鸡屁股上，连给孩子买书买本和人情往份等用度，都要从鸡屁股上抠。

我念小学那几年，交的学费都是用鸡蛋顶替的。一到春天鸡开张下蛋时，也就是学校收取学杂费的时候。学校到时会根据年级决定一个学生交几个鸡蛋。收鸡蛋那些日子，教师办公室靠西墙根下并排码放着一长溜鸡蛋筐，筐梁上都贴着纸条标着年级。其实，学校收的这种鸡蛋学费也不顺利，得校长老师天天催。有拖拖拉拉不愿交的，也有交几个赖着拖延想少交的。我们三年级班主任杨老师就曾当着全班同学面表扬我的同桌姜小华。杨老师去她家收鸡蛋时，姜小华母亲将鸡蛋筐里的七个鸡蛋都端给了杨老师，说家里鸡少就下这几个。一旁站着的姜小华一看筐里鸡蛋离学校要求的数量还差三个呢，就脸红地低下头去。这时，屋外母鸡咯咯哒咯咯哒欢叫起来，姜小华像是战场上听到了冲锋号，一个返身冲出屋外，从鸡窝里掏出鸡刚产下的还温热着的鸡蛋跑回屋里，向老师手上一递说，老师，这还一个。

鸡蛋在当时能办的事情太多了，它甚至一度充当起了市面流通的货币。鸡蛋可以兑换粮票、布票和瓜票等，我母亲就换过好几次。那时供销社常年收鸡蛋，鸡蛋到供销社可以直接兑换成食盐、罐头、蛋糕等商品，不要商品的给钱。我家街坊铁子妈就是去供销社卖了一筐鸡蛋才攒够盘缠回了趟山东老家看老娘。那时村里大事小情也大多用鸡蛋直接或间接来完成。那时家家也没别的可送，凡看望病人或给生小孩女人下奶，都拣些红皮儿鸡蛋送去。就连夏秋村里来个挑担卖黄杏的，也都用鸡蛋换，一个鸡蛋换七个杏，挑担卖杏的一头筐里装杏一头筐里装蛋。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整天村上闲逛，一见村里来卖杏的，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呼呼啦啦跟在卖杏的屁股后头一帮，前街跟到后街地帮着叫卖：“鸡蛋换杏了，鸡蛋换杏了……”遇上大方的，会从筐里挑几个带虫眼儿的小杏，作为酬劳，分给我们这些喊得最卖力的孩子一人一个。

一天，奶奶病了，母亲很着急，家里积攒的鸡蛋刚刚卖掉还了两份饥荒。正值三伏天，鸡也不愿产蛋，母亲无奈跑到左邻右舍去借，凑足20个鸡蛋，领着我给奶奶送去。母亲一边从衣襟里往炕上捡蛋，一边冲躺在炕上的奶奶说，小鸡都歇伏了，一天也捡不几个，先吃着，过些日子还能攒点儿。奶奶就说，别往这跑了，你那一帮孩子呢，别缺了他们嘴儿。母亲说，小孩子不用惦记，他们吃在后头呢。

有天，二舅领着和我一般大的二囡大老远地来我家串门。做饭时，家里也实在拿不出啥东西招待二舅，急得母亲在厨房里直打转，最后只好敲了米柜里仅存的两枚鸡蛋。一看俩鸡蛋也煎不出多少成货来，母亲犹豫半天，就从面袋子里抓上两把白面掺进去搅了搅，总算摊出一盘煎鸡蛋，给二舅佐酒。

那时，每年也只有盼到端午节，母亲才狠狠心让我们这些孩子造顿鸡蛋。搁在平时，除非谁过生日，母亲会给煮两个鸡蛋，算是生日饭了。再就是学校六一开运动会，母亲会给我们兄弟几个每人煮两到三枚鸡蛋。因为学校每年的运动会在孩子们心目中地位是极重的，那时也没啥带的，家家孩子都带煮鸡蛋，所以，做父母的哪怕是出去借，也得让孩子在师生们面前抬得起头来。

我家和姥姥家住东西屋。有年，姥姥家养八只母鸡两只公鸡，我家养十五只母鸡三只公鸡。我家和姥姥家窗前都围有木栅栏。房檐下窗户两旁都挂着让母鸡用来产蛋的鸡窝。我家鸡多，南墙挂六七个草编的鸡窝，但还是不够用，有时鸡就跑到姥姥家鸡窝里下蛋。一天，姥姥家捡回十二个蛋，母亲才捡了八个。母亲为这还跟姥姥吵了一架，说你们总共八只母鸡，捡十二个鸡蛋，不是我家鸡下的还能是天上掉下来的。虽然是母女俩，但在那苦涩年代，也闹个半红脸。

母亲在外屋跟姥姥吵完架回屋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呜呜哭开了。看着母亲委屈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暗暗下定决心，我要看管鸡。从那天起，天一亮，我就从被窝里爬起来，两眼还挂着眵目糊就上鸡架挨个小鸡摸屁股，一摸硬硬的圆圆的拖在肚下，就是有蛋，一摸空空瘪瘪的就没蛋。摸完我就告诉母亲今天应该捡几个蛋。别说这招还真灵，姥姥看我这么精心，也和我比起早摸蛋。这样，姥姥家每天捡够他们的数，她家鸡窝里有蛋也不再捡了，总是提醒我，小二，我们鸡窝里有你家鸡下的蛋，快捡回去吧，省得你妈又生气了。姥姥逢人就夸我，说小二这孩子将来肯定是把过日子好手。

小鸡在那个年代，可以说给每个家庭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母亲每每杀鸡时，在下刀前总是很虔诚地安慰着小鸡：小鸡小鸡你别见怪，你是阳间一道菜，今年去了明年再回来。

1976年，县里破天荒分配给镇一个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名额。我哥全镇考第一，又是村里团支部书记，开始镇里准备把这个名额推荐给我哥。邻村一青年听说后给镇革委会副主任送去一筐鸡蛋，结果，这个名额被临时改给了邻村的那个青年。没过多久，佳木斯师范学校又下来一个名额，镇里这位副主任也许是心有愧疚，指名道姓地把这个名额给了我哥。可我哥嫌学校是中专放弃了，想等有好一点的院校再走。为这县里还特意表扬了我哥，说我哥响应号召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我哥现在一提起这事就说，一筐鸡蛋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现在养鸡都是现代化鸡舍，一养几万只甚至几十万只鸡，鸡蛋也遍地都是，人们对鸡蛋的情结也渐渐淡漠了，但我还是时常想起儿时母鸡下蛋后的咯咯哒咯咯哒的欢叫声，以及那焦黄、醇厚、绵远的鸡蛋香。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我不止一次想，等我退休了，就回到故园，置间泥屋，养几只鸡，耕一畦菜园，每天鸡犬相闻，择点小菜，摊盘鸡蛋，温壶老酒，慢慢品酌，一生还欲何求。

（编辑：杨铭　 责编：晁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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